“随礼”随想

记得三十多年前，结婚的人家发出邀请，同事或朋友们买一对保温瓶，写上一连串的名字塞在里面，就可以心情坦然地去“上礼”赴宴了。如果一个人出到五元钱就已经很阔绰，表示关系非同一般。想起来那时办喜事的一方似乎并不计较礼的厚薄，只要有“礼”就行，即使无“礼”也欢迎“捧场”，照样喝酒吃饭——当然很少有白吃白喝的。那时凡能张罗起来的人家，办喜事总要请请客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请客。一场喜事办下来，东家总要破费一些。所以结婚前要尽量准备充足的钱才能应付。那时提倡的“婚事简办”，反对大操大办，大概就是针对这种破费而来的。

我不是怀旧，但今天确实大不相同了。这不同不只是体现在婚礼的排场和礼价的增长上，还在于双方请与被请的关系上有些说不清。通常是办喜事的一方不仅不用破费，还要挣钱。有点权势的或款爷这一类人家自不必说，就是寻常百姓家，办一场喜事也要剩几千甚至几万。剩钱的多少基本上是同身份的高低和富有的程度成正比的。但东家却仍然要说：“我家什么什么事，请你到时去喝酒。”正应了那句话：“我请客，你掏钱”。

结婚请客，赴席上礼，这都是人之常情，无须非议；今天的五百块钱相当于过去的五块钱，也可以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但像我这样的工薪阶层还是有一种跟不上形式的感觉——礼价的上涨比工资的上涨快得多。这类礼节性的应酬实在已经成了生活中一个不小的负担，如果一个月有四五次这样的事，全月的工资就差不多都用来喝喜酒了，有人还直接称这是“高价酒”。有时不得不采取逃避的策略，当得知某人（一般关系）或其亲属要在最近某日有什么喜事，便躲着几日不和他见面，使他没有机会当面提起邀请。事后再煞有介事地厚着脸皮说：“你看，这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以推却未去喝喜酒的责任，并保持较为浑和的关系。

如果能够礼尚往来，今天你有借口，明天我也有机会，这笔帐还有个算头，就怕有去无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

也许人们发现了“请客喝酒”是一种十分体面而又毫无风险的创收手段，所以请客的理由是越来越多了，比如生日、乔迁、工作调动、开业典礼等等都要请客。单是在孩子身上就有满月、百天、抓周、几岁生日、上大学、结婚、生孩子等多次开发的机会。客是来得越多越好，只要是能说上话的都要热情邀请。所以我常常会因为有人突然请我喝酒而感到心惊肉跳，那种感觉很象鲁迅先生说的：“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婚’，‘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若说结婚办喜事是为了挣钱，未免有些不近情理，关系非常拿出几千几万来也是个人愿意，别人无权议论。然而让囊中并不丰厚的平民百姓也来顺应这种潮流，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礼价的上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推动的结果，所以我想，尚未富到可以挥金如土的人们，能不能不去和他们攀比呢？

也许办喜事的人家并不计较礼的多少，你就拿个三十五十的东家也不会拒收，而且足够吃喝，不会赚东家的便宜。但想到要写上礼单，这就显得小气，似乎丢了面子。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即使是瘦驴拉硬屎，也要挺着。

我想，在“随礼”这件事上，还是要摸摸自己的口袋。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凡事都要大操大办，大吃大喝的风俗，但从个人利益考虑，总不能为了面子而去借钱随礼吧？何况“没钱便没面子”似乎也有悖于我们所倡导的精神文明。关系好坏不在这一时一事，相处的日子长着呢。能在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一把，那才是真情义，无法用金钱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