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

   我的书是课本，全装在了书包里，父亲两本残破的《福音书》被母亲垫在了坛子封口上。

   这就是家里全部的书，既然都有了好去处，自然用不着书柜书橱，更用不着书房了。我家没有书桌，不知是因为买不起还是觉得用不上。不过，一张四方桌似乎也够了，可吃饭可饮茶可读书可写字，一桌能多用，妙哉，善哉！我小时候就是趴在这张四方桌上吃饭、看书、写作业的，一趴就是六年。     

   初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战士都住集体宿舍，及至在机关提了干，住上单间，配置了床铺和桌椅，虽然都是旧家具，但我生平第一次用上了一张有三个抽屉的小书桌。提干那会儿，我有一些书了，机关发的毛主席语录本、《毛泽东选集》和其他政治类读物，也有自己买来的几本书，靠墙摆放在桌面上。不多的几本书，用两个黑色的铁皮书夹就行了。

   小书桌，有大功能。它既是我的藏书之地，又是我看书学习、加班写材料的好地方。那时候，我年纪轻，精力旺，上进心也强。读书学习，还真有点如饥似渴，《毛选》四卷我就是在这张书桌上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哥达纲领批判》等几本难啃的马列著作也是在这张桌子上啃完的。其时我是师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秘书，每周六下午中心组学习，领导们学习发言，我得去做记录。若单是记录，任务简单，事情好办。我最怕的是有的领导偶尔会要我讲讲著作或事件的时代背景、或让我解释一下难懂的句子和段落，这就难倒我这个小干事了。

   为了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不得不迫使自己“笨鸟先飞”，尽量事先多读些书 ，多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多做些理论上的准备。所以，在这张小小的书桌上，我还认真的读过借来的《英法德俄历史》、《欧洲哲学史》和《形式逻辑》等书，读过多部文革后期重新出版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欧美文学作品，当中有狄更斯的《艰难世事》、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当然，也读过大仲马父子的《基督山恩仇记》和《茶花女》……我努力从这些世界名著中吸取文学的养料。

   在师政治部机关呆了几年，我的书也渐渐多了起来。       

   小书桌的桌面放不下了，我便从军人服务社找来一个精致的纸箱放，正准备去找第二个“书箱”时，我要调大军区机关工作。杂物可以丢弃，书是一定要带上的，一本也不舍得扔，它们随我从莆田来到福州。大区机关的条件比师里要好些，虽然还住单间，但房间里还有一个柜子。我的衣物不多，这个柜子兼具了衣柜和书柜的双重功能。从莆田带来的书，就被请进了衣柜，放在了取用方便的最佳位置。

   后来，我结婚了，是来到大区机关工作的那年年底。

   接着妻子调来福州工作，我有了两个孩子。

   一九八九年我转业地方，分了福利房，之后以小换大，添些钱置换成商品房，先后搬过几次家。房子越搬越好，书房也越搬越大。书“箱”换成了书橱，书橱又换成了一面墙的壁柜，壁柜里的书也越来越多。如今我有一间明亮舒适的书房，这是过去不敢想的。书房里有张大书桌（大班桌），桌上放着一台惠普台式电脑，桌前一把带扶手的藤椅，这不是当年那破旧的书桌和木椅能比……

   总之，书房大了，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我发现自己用在读书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

   不知道朋友们是什么情况，我在有些年份里，一整年下来竟没有读过一本书。

   不读书的理由多得是，俯拾即是。退休前，工作忙是最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些年，老花眼、白内障、年纪大了视力差也是蛮不错的“客观”原因。但要认真计较起来，其实还是因为思想上的懒惰与懈怠，没有了工作对学

习上的需求和压力，就自我放松了。虽然说我也有读书学习的兴趣，但思想一松懈，兴趣就敌不过懒散。你说怪吧，过去借书看可以通宵达旦地读，而今书柜里放着买来还没读过的书，竟不想去翻阅。我的书柜里，买来还没读过的书，大概不止十本八本。尽管现在读书学习的条件比过去好，但学习的精神和劲头的确不如过去。回想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当年在那张不起眼的旧书桌上读过的书远比现在读的书要多得多。可见，要努力坚持读书学习的好习惯，还得与懒惰懈怠做斗争。当然，实事求地讲，没看书不等于没阅读，只是被电脑、电视和手机“夺爱”了，碎片化的阅读，占去了不少时间。还有《逸飞》、《江山》等文学网站上网友们的美文，那是不能不读的，自然也需要时间。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人活着，就应该在这个阶梯上努力攀爬，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读书，晚年以书为伴，临终前还在读书。去世的前一天，他全身插满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他前后清醒11次，每次清醒过来就要书，要秘书读给他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读书学习方面也堪称全党的榜样。在这个手机时代，我们要警醒自己的是，别一天到晚捧着手机看了，因为它决然代替不了对书籍对经典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