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春联

一剪东风，拂开岁末的门扉；一抹朱红，点亮人间的新春。岁暮天寒，街巷渐次漫起年味，最醒目的莫过于家家户户门前新贴的春联。红纸为底，墨字为魂，对仗工整，平仄相协，一笔一画皆是辞旧迎新的祈愿，一字一句尽藏阖家团圆的温情。 

春联看似寻常风物，却藏着千年文脉与民俗流变。从驱邪镇宅的巫仪之物，到阖家迎春的文化雅趣，它一路走过岁月风尘，早已成为中国人过年最具仪式感的印记。这门楣上的诗行、烟火里的符信，自远古桃枝间走来，在墨香与红纸的交融中，沉淀成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年意。 

最初的春联，是桃木上凝固的守护。古人崇信鬼神，以为岁末邪祟易扰家宅，而桃木性阳，能压伏阴邪。于是，人们在桃木板上绘出神荼、郁垒两位门神的形象，悬于门侧以避灾御凶——这便是春联最原始的模样。上古的风穿过苍茫夜色，这无言的桃符镇守着一方安宁，承载着先民对平安最质朴的向往、对新年最虔诚的祈愿，无一字却藏尽天地心意，无声处更胜千言万语。 

冬去春来，桃符岁岁更新，渐渐从单纯的辟邪之物，生出了文字的意趣。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题写吉语箴言，图像向文字缓缓过渡，民俗与文墨悄然相逢。真正让桃符蜕变为“联语”的，是五代十国的灯火。后蜀主孟昶在归宋前的除夕，嫌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文辞不工，亲自提笔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字成双，平仄相和，既合新春时节，又藏美好期许，巫符自此化作文辞，辟邪转向迎春，春联便有了诗的骨血、文的风骨。 

唐宋两代，是春联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关键。唐代文风鼎盛，除夕题桃符已成士大夫阶层的风尚，文人墨客借桃符抒怀，辞句愈发精巧，格律渐成规矩。到了宋代，市民文化勃兴，年味愈浓，桃符的使用愈发普遍。王安石那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道尽了当时家家户户更新桃符的盛景，也印证了这一习俗已深入市井烟火。此时的桃符虽仍以木板为材，却已完全具备春联的文学特质，文化内涵远超最初的辟邪功用。 

春联真正定名并以红纸为载体，是在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推崇年节礼制，下令除夕之日，公卿士庶之家皆须贴春联一副。他不仅以皇权推动习俗普及，还微服出行观赏联语，甚至亲自动笔题联赐民。皇权的推崇让春联彻底取代桃符，成为过年标配；而红纸色泽喜庆热烈，契合新春氛围，又比桃木板轻便易得，自此取代桃木，成为春联的固定载体。大红为底，墨色为魂，或金粉点缀，既显庄重，又添喜气，春联的形态就此定型，沿用至今。 

清韵流转，联意愈丰。文人雅士争相创作，佳句迭出，或咏山河锦绣，或颂家国安宁，或寄家庭和美，或抒个人志趣；寻常百姓则偏爱直白吉语，“福满人间”“财源广进”“四季平安”，质朴真挚，皆是心底所愿。雅者见其风骨，俗者得其温情，工整的对仗里是千年文脉，吉祥的字句中是众生期盼。宫廷春联典雅庄重，市井春联通俗鲜活，乡村春联质朴敦厚，同一副红纸，写尽人间百态，凝聚着中国人对新年最朴素的期待。 

时至今日，春联早已超越民俗符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机器印刷的春联工整精致，手写挥毫的春联更见笔墨温度，无论形式如何变化，红纸、墨香、对仗、吉意始终未改。贴春联的时刻，是除夕最暖的瞬间：展纸、蘸墨、抚平、轻贴，左右对齐，高低相称，一家人围在门前，比对平仄，品评字句。旧岁的风尘在红纸映衬下悄然散去，新年的希望随墨香缓缓升起。它不只是门饰，更是团圆的见证，是文脉的传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年味与乡愁。 

春联是时光的信物，从桃符到红联，走过千年风雨，不改守护初心；它是文化的根脉，从巫仪到文辞，融注笔墨书香，代代薪火相传；它是团圆的象征，一纸红联，两门吉语，把思念系在家门，把祝福写进流年。 

春联无言，却道尽人间温柔；红纸不语，却藏尽岁岁安康。风来，联影轻摇，是新春的问候；灯起，墨香浮动，是岁月的祝福。闲话春联，聊的是千年演变，品的是岁月温情。这一纸红联承上古遗风，载唐宋文采，传明清俗韵，迎今朝春光，将中国人对平安、团圆、兴旺、美好的追求，永远镌刻在红纸黑字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20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