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亮的心

    当我读到北岛《覆历》中“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的诗句，如石击水，陡然生出波澜，怀想文革初中时光，难免有些伤感。

    1968年12月，江西大余县属下垄小学划归下垄钨矿管辖。次年，小学“带帽”设立初中部。1970年11月，矿职工子弟学校改称“五•七”战校，实行军事建制，班改称排，年级称连，中小学共设9连19排。

    1970年春季，按“学制要缩短”的方针，小学改为五年制。高小五、六年级合并升初中，200余名学生分成4个排，即5排、6排、7排和8排，是下垄有史以来上初中最多的。同学之间年龄相差三五岁，同胞姐弟（妹）同届共读，如陈路燕陈江宁姐弟、陈佳慧陈佳敏和周平照周美照姐妹等。我不满14岁，由小六升初分在5排。

    那时，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初中实行二年制，开设政治、语文、工业、农业基础知识、体育等课。我印象最深的一堂课，是张自粤老师讲杠杆原理，布置自制吊车模型。我和发小陈义平，用小锯条、铅笔刀，截取冬青树枝，制作滑轮、吊杆等部件，经沙布抛光，精心组装的吊车模型，获得老师和同学们首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报名参加校木工组，在钟之伟老师的指导下，粗通锯、斫、刨、凿四大技巧要领，渐臻佳境。我结婚时流行的“三十六条腿”（方桌一张、椅子四把、双人高低床一张、五斗衣柜一个、写字台一张、饭橱一个），均出自本人的木工活。

    初中的二年，我们经历“战争岁月”。1969年珍宝岛冲突爆发后，前苏联欲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毛主席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连排到学校后山挖防空洞，端着木棒枪上操场练刺杀，而最兴奋的是参加野营拉练。深秋周未傍晚，初中师生列队，营长（校长）作动员，布置徒步行军路线：沿龙屋山路→穿越牛岭→到达樟斗→沿公路途经红芬→花坳→双伏→隘下→茶园→石门→清晨返回下垄，全程30多公里。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放声高唱《语录歌》，挥舞着红旗踏上征程。时而在树木丛生的森林中穿梭，时而在满是灰尘的公路上飞奔、时而在田间小路上迂回。在拉练途中穿插口令传递、队型变换、战地野炊、野外宿营、卫生救护等课目的训练，使拉练更加贴近实战。为了防备假想的敌机空袭，路上不许见光。一会唿嗵一下谁摔倒了，一会犯困打瞌睡的踩着别人脚了。冷不丁的，响起了急厉的哨音，营长一亮大嗓门：“敌机空袭，卧倒！”这时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必须就地趴倒。有躺水坑衣服全湿的，有卧倒在荆棘上手脚扎破的。说也神气，男生女生个个严肃得如战场上烈火燃身而不发一语的邱少云，没一人啃气。只等到空袭解除号令发出，忙于起身整理衣冠。事隔46年回想，前后同学空袭卧倒时紧张的喘气声，仿佛还在身边。

    也许是少年好奇心的缘故，想试试“饭后一支烟，快活赛神仙”是什么感觉；也许是崇拜伟人毛泽东、鲁迅的情结，觉得“不抽烟不革命”，吞云吐雾有个性；尤其是同学都抽我不抽，显得我不合群，让人瞧不起。所以在初一下学期，同学间私下盛行吸烟，比试谁敢用鼻孔喷烟，赌谁吹的烟圈长大圆，大家很放肆地说笑打逗。

    在我的记忆里，开始抽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后来是勇士牌香烟0.13元，劳动牌香烟0.22元…随后显档次抽飞马牌香烟0.29元。为筹款购烟，同学们隔三差五来到厂区、窿口拾荒，顺手拿点钢筋、马钉道钉去下垄街打铁铺变卖。不知是谁告的密，学校把抽烟的同学，叫到老师会议室，狠批了一顿。为配合政治运动，学校组织创作组，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围绕“争夺下一代接班人”这条主线，由五排辅导员（班主任）朱清赏老师执笔，编写快板剧《一包飞马牌香烟》。记得同班的付九娟同学，扮演根正苗红泼辣管事的女班长；杨龙勇同学，扮演拉拢腐蚀学生的反面人物王国富；我扮演上当受骗的初中生张小强。1971年1月，该剧参加矿1970年度文艺会演，一炮走红，荣获创作和表演的两个优秀奖。同年纪念“五•四”，我听从组织安排，参加了矿青少年“活学活用”讲用团，巡回矿区讲《演革命戏做红色接班人》那点事，现在想起来当时自己傻乎乎的。

    “文革”运动十年（1966至1976），我从10岁少年迈入20岁青年，是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期。不管你叫它劫难也好，浩劫也罢，那一时期是我们生命鲜活的记忆，我们曾经活着、活过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会深深眷恋的少年时光，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磨灭的青春怀想。这是生命意识，而非政治意识。

    我相信：“文革”运动，消磨了我们的少年青春，荒废了我们的学业，造就了我们一代“识字”青年；但“文革”的亲历，却催熟了我们，爱憎分明不忘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