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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时间:2017-08-22   作者:热雨 录入:热雨  浏览量:734 下载 入选文集

  题记:著书立说,文人以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中学生。

  许多中学生认为:三毛很无聊,席慕容很自恋,琼瑶很无知,余秋雨很琐碎,季羡林很平淡,汪国真很平庸,海子很绝望,龙应台很颓废。

  而热雨满怀激情执着于最初的文学梦想,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本时代,痴迷于此已久矣!物欲横流中没有诗人的身影,醉生梦死何曾与热结缘?

  文人永远年轻。杜甫说:“诗是吾家事”。李白浪迹江湖,结交一胡商酒店老板娘。陈子昂碎琴成名,而热书生气质,士族精神,沧海横流,乃其审美取向。

  杜甫曾游历姑苏、扬州、江宁,连屈子、曹植等文章大家亦不放在心上。后崭露头角,让天下士子仰慕不已。杜答题时患得患失,为自己早负才名而累,苦读圣贤之书,以求报效社稷。若此,奈苍生何?

  而热喜读《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山走遍》《梦里花落知多少》《哭泣的骆驼》。尚有一本《遇见撒哈拉——三毛传》。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是韩愈(768年-824年)、孟郊、贾岛、卢仝、马异、刘叉、姚合等,李贺(公元791年?-817年?)也被认为是韩孟诗派的后继者。该派往往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追求诗歌的深险怪僻,诗歌以震荡光怪、五彩斑斓为美。而韩愈等人的“陈言务去”、推敲锤炼求新求变的结果使唐代诗歌的审美张力得到大大的提升。

  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便是意的具象物。故王弼曰“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韩愈的诗歌以雄大气势和怪奇意象著称,而冷僻、嶙峋的“怪石”便成了其意象的首选。李贺则自恃血统高贵,才华卓绝,而抑抑于现实,于是也偏爱遭人冷落的奇石,并以乐府体裁驰骋想象,自铸奇语来抒其若闷情怀。因其多以“剪”、“死”、“瘦”等字词修饰奇石,瘦硬便成了其诗给人的印象。“石,凝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孕万物之风采,具有独特的形态、性格、作用和审美价值。”石因为应和了中国士人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投射了五德,因此每每得到文人的青睐,形成了很深的文化积淀。韩李二人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都喜欢上了以冷硬、峭拔的石构筑险怪、硬峭的“石”意象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高就曾说:“韩愈、李贺文体不同,皆有骨气。”

  韩愈诗中的“针石非所砭”,“凿石作鼓隳嵯峨”,“金石日击撞”,“我心安得如石顽”等,都力图表现出一种硬朗的骨力。李贺诗中也有此类的“石”意象,如“石涧冻波声”,“四尺角弓青石镞”,“海沙变成石”等。《吕氏春秋》中说“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这是多少诗客文人所讴歌敬慕的品格。韩愈和李贺崇尚石与石之“坚”不无关系,在上面所述的这些“石”意象中似乎也暗示了一种诗人崇尚坚贞的美。

  韩愈有的诗语言清新自然、蕴藉清新,而“石”意象使诗显得古朴自然。《南溪始泛三首》中“石粗肆磨砺,波恶厌牵挽”、“即此南坂下,久闻有水石”清新的自然中石也更加灵秀。《山石》中“当流赤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更让他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

  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描写其家乡昌谷乡居生活犹如一幅幅清新淡雅的风俗风情画。

  韩愈“我心安得如石顽”(《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蕴含着精神潜流的感性生命体”“石”意象的塑造,展现了作者孤独压抑的创作心态。“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这是他评张籍的诗,朱彝尊曰“读此,知公善诱,亦善谑。”“亦是排硬格,但有转折顿挫,遂觉意态圆活。”“金石”这一意象产生了一种生硬峭劲之趣味,有锋芒的棱角。

  “李贺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诗歌意象带有很大的虚幻和想象成分,当对某事、某物有所感而欲诉诸笔端时,李贺不是客观真实地按照生活本来地样子去描摹,而是运用想象去表现,在想象中充分展现自己的审美特性。”

  李贺的诗歌往往构筑三重空间境界:现实、仙界、鬼蜮,并由此缘生出人、神、鬼三组形象系列,李贺的想象和幻想弥补了他现实生活经验的不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梦幻飘渺的全新世界。

  诗人李贺通过手中的笔,描述了自己的坎坷、曲折、充满艰辛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举遭毁和因病辞官所带来的深悲极恸,看到残酷现实后的凄苦愁绝以及同情人民疾苦的悲痛,诗人以饱蘸血泪的笔触写出了刻骨铭心的情感。如《长歌续短歌》中“长歌破襟”、“短歌断发”,凄苦愁绝,心中如梦。

  李贺酷似王维、孟浩然笔下那质朴自然的田园、山水,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生活在这样优美环境中的诗人心情是愉快的,心境与物镜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与和谐。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上有着独特经历、独特个性、独特思想、独特才华的一位著名作家。我们的在惊叹他文学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时,也在惋惜解放后搁笔几十年未创作,与已与文学都是莫大的损失。

  沈从文高小毕业,没上过大学,没留过学,成大学教授成名作家,完全靠着自学,但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派右派都攻击他为“落伍作家”“反动作家”,他都不为所动,典型地具有魏晋时代士大夫的风度气质。

  沈从文写道:“我赞美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教育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大是这条河。”他的人生是从故乡的河开始的,河水承载着他的思想、抱负、品德以及对真善美的终生追求。

  能以独特、纯洁的心灵去感知自然界万物,始终保持一颗童稚的内心,在混乱污浊动乱的年代里,写下纯美洁净的文字,讴歌山水,草木,农夫,水手甚至妓女等质朴善良的人,给人以美的愉悦和情感的震撼。

  他感人至深的作品,并不是源于广博的学识,惊人的才思,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而在于他近乎朴拙木讷的乡人真情,对万物之源的水赤热的崇拜和忘情的痴迷。

  这世界是沅水流域旁边古老的风俗人情,是日夜川流不息的沱江河畔的吊脚楼,是凤凰古城的青砖石苔,是湘水上艄公的号子和船家女动人的歌声,一幅幅原始相互的画面深深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他毅然放弃文学写作,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思想的强大和见识的深邃,他具有一种不不受物役、超然物外的传统文人风骨,他耐得住清贫,受得住寂寞,他沉迷于自己孤独的精神世界。

  沈从文独特的思想来源于朴实的自然,他对平凡的事物痴迷热爱往往促使他思考得深、思考得透,正如他说:我好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

  他一直在追求着他那神秘的湘西世界,他在专一而执着地营造着他坚信永久流传的纯文学。他的认识看似朴素,实则极为深刻,当大浪淘沙,历史流逝,时光洗尽过往的文学价值自然而然光浑夺目地显现起来。

  我们读《边城》,必然会对翠翠的命运唏嘘不已,尽管小说描写了一幅人间至真纯情唯美的湘西水上世界,景以人灵,人以情感,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凄婉动人,正如他在结尾出处写道:“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天真善良的翠翠在相依为命的爷爷去世后,依然重操爷爷的摆渡生活,她怀着纯真的幻想和朴素的愿望,希望她心爱的人能够回来,她痛苦的心里十分清楚,她的爱人也许会来,也许永远不来,她只能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和承受着爱情的煎熬,这注定是湘西人原始纯朴生活的真实写照。翠翠、傩送、爷爷等农民善良、勤劳、纯朴、忠诚,他们远离大都市的侵染,完全没有都市人的势利与虚伪,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上体现着乡下人的庄严和崇高,征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沈从文用真情,用良心,用才华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为现当代文学带来一股靓丽、清新和纯洁的文学之风,使我们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他用骄人的文学创作实绩诠释了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内涵和真谛,值得人们永远的怀念与铭记,同时,也为中国文学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系列卓越的优秀的经典文学艺术作品。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时间空间的不同,文学就会呈现出各种特殊的情状,那么文学的性质也要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十八世纪,《红楼梦》横空出世。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

  1980年,俞平伯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书面发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罗少。……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

  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红楼梦》,这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

  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1990年的刘梦溪的《红学》、2002年杜景华的《红学风雨》等。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红楼梦》的结构研究方面,有张锦池的《红楼梦结构论》(1990年)《再谈曹雪芹的结构学》,从中国古典文化、古典美学来探讨《红楼梦》的小说结构。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书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

  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研究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运用西方理论阐释《红楼梦》的学术范式。

  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如刘再复2009年出版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就是在海外兜兜转转一圈,发现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理论思潮并不适用于文学,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学,从而回归中国禅宗“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阐释和解读《红楼梦》哲学思想、文学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内涵。

  刘再复说:“我读《红楼梦》和读其他书不同,完全没有研究意识,也没有著述意识,只阅读而已。阅读时倘若能领悟到其中一些深长意味,就高兴。读《红楼梦》完全是出自心灵生活的需要,我把《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特别是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我终于明白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最大的宝藏就在《红楼梦》中,这里不仅有最丰富的人性宝藏、艺术宅藏,还有最丰富的思想宝藏、哲学宝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阅读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

  刘再复从生命、灵魂的需要出发阅读、体悟《红楼梦》,强调文学本身魅力和价值,这样的阅读值得赞赏,也是经典阅读与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而刘仍是古代的仰视,对待经典的态度不是平视、尊重和创造,仍是仰视、膜拜和学习。

  中华民族农业历史悠久,春播、秋收,不违农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领悟到自然山水的变化奥妙后,难免生出或喜或忧的情愫,“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宁穷处而守高”,也不为功名利禄向浊世苟且弯腰。这些高尚品质源对先圣遗教的仰慕,这里的先圣遗教与儒家思想的不谋而合。

  据文可知朝廷有小人进谗,宋玉被排挤,朝堂再无宋玉的生存空间,他只好背井离乡去另外开拓生存环境,一个人飘零四方,形单影只。

  作为“贫士失职”的宋玉,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可是他无依无靠,该去向哪里,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点,只能是“泊莽莽而无垠”,“莽洋洋而无极兮”。

  虽然身体不能超越现实,就遗世神游,让精神迷狂来摆脱现实的痛苦。幻想着天上的雷神、星宿等诸神都陪着自己游玩,诗人暂时忘掉人世的不美好,进入幻想世界,获得心灵的愉悦和快感。

  屈原写神游表面是为了实现超脱,实际上表达了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和审美追求,“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神游范围的广大无边象征着理想境界的廓大。

  关于宋玉的身世史料中没有完整的记载,通过零星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他生活的时代晚于屈原,在楚襄王时期任过官,“后因被馋失职,晚年写诗述忘,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引文:“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仓舒、隤皑、檮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孔颖达释“诚”云“诚者,实也,秉心纯直,布行贞实也。”

  按照,先秦儒家的看法,立天地之广居的每个生命个体,其行为方式应该合乎道德,而且道德来源于天道,如此的人才能够具有浩然之气。从另外的角度看,体现在人身上的“诚”实合乎自然性的,它表现于对亲人的自然流露。“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朱熹注:“一者,诚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者为贵,”诚是宇宙本源,也是贯穿万之终始的东西,质言之,诚构成了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诚就没有物。”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片,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远所以成物也。”

  “至诚”是生生不息的,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而停止,“诚”是天道变化的属性,从此意义上而言,“诚”就是天之用。

  所以五夫之说:“曰‘命’、曰‘性’、曰‘道’、曰‘教’,无不受统于此一‘诚’字。与此不察,其引人入迷者不小。”

  人秉受天地之中的某个东西而生,这个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天命。爱,及长知敬,皆不思不学而能,此即“在人之天道也。”

  至诚才能尽性,人之性与物之性的统一或互通,孟子所谓“尽心一知性一知天之说,就是对此很好的解释。”

  孟子说“万物皆本与我”,我是宇宙的主宰,自然的主人。古人凭借对天的亲近和理解,能够尽人之性,也就是把人的生命本质发挥的淋漓尽致。

  只有达到“至诚”的高度,才能够性与天道合一,甚至利乐有情万物,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的境界。现代社会高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隔膜与冷淡,缺乏“真诚”,也就不能通达生命的意义。

  只有真诚的人才能达到人性和物性的统一,个体与自然的统一,孔子曰:“达则兼济天下”,达就是成己。儒家尚“诚”的思想已经融入到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成为强大的社会心理定势。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

  《极花》里在城市文明的几近摧残下,乡土文明如果说还存留了一些气息,那便是在圪梁村人物的身上所呈现出的神秘与现实、野性与刁蛮、力量与混乱……当我们首先接触到这个拐卖人口的偏僻村庄时,我们或许被它的丑陋、混乱、肮脏不堪而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被城市文明碾压下存留着古老生存方式的传统乡村,就是贾平凹笔下的乡土情结?其实不然,作者实际上要写的是这个村庄背后所包含着的神秘与苍凉。

  贾平凹用水墨画式的笔描绘了圪梁村古老的风俗习气和神奇的天地,笔下的人物虽然夹杂着愚昧,却也透露着淳朴的乡土情,在这神秘与现实的参照中,在城市文明逼迫下的乡村一隅,贾平凹写出了人世的苍凉。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没有审美的教育,就不会有完整意义的教育。”

  罗丹认为,“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余秋雨先生认为,幼小的心灵纯净空廓,由经典名著奠基可以激发他们一生的文化向往。

  在《哈利·波特》中有的孩子读到的是智慧,有的孩子读到的是魔法,有的孩子读到的是友情,有的孩子读到的是正义……

  热雨云:“神圣我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多少事,沧海变桑田。从前往后数,历历在眼前。盘古至尧舜,夏商周秦汉。文帝景帝治,天下齐称赞。儒墨与法道,各把神通显。五霸与四君,美名留人间。建安出七子,竹林有七贤。三国与两晋,逐鹿在中原。中有大名人,石崇与陶潜。书圣王羲之,更是非等闲。诗画与《本草》,熠熠生灿烂。二十零六史,外加通纲鉴。三水与西红,四大名著显。洋洋我中华,实在难尽言。要效范仲淹,敢为天下先。”

  90年代以来,文学出现了不断边缘化的趋势,而“身体写作”可以说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吸引大众视线,获得较高关注度而出现的一种写作潮流。这类作品大多数是“为性而性”,将性意识和性欲望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让肉体成为吸引读者的外衣。于是,这类诗歌利用它粗鄙的文字,暴露的语言,以及新奇的肉体刺激,摇身一变成为待价而沽的“卖点”和争夺市场份额的“商品”,从而失去了它应有孤精神维度和价值追求。

  沈浩波在《下半身宣言》中说的话,可谓是惊世骇俗。“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仅此而已。”

  姜夔将《念奴娇》更名《湘月》,描写迷人的湘江月色,词中有言“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

  比如《晋书·阮孚传》载阮孚尝以金貂换酒,《贺新郎》一调更名《貂裘换酒》,不仅因词中有句“把貂裘换酒长安市”,同时还涉及用典。

  谈到两宋慢词,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擅长俗词创作的市井词人柳永。此人用调量多,擅自度新曲,但不热衷于调名改易。若依照一般认识,将90字以上的词视为长调慢词,则柳永的慢词则100首,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人”。

  何为美?回答这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因为“美”之所指是一个双重性的概念。“美”是“美人”、“美文”、“美食”吗?抑或是“美”的本身呢?前者是指“美”的客观表现,后者是“美”这个概念本质。

  柏拉图关于“美本身”的探讨就与“理式世界”的概念相关。这种探讨区分的具体的美的现象与超发挥了现象的“美本质”。“他力图将美的本质与美的具体属性如恰当、和谐等以及与伦理价值、功用价值、文章学术等理论价值区别开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俗语或多或少揭示出审美者和审美结果的不同。

  我国文人在诗词创作时喜用意象,赋“意”于“象”,以“象”表“意”。据学者统计,李白诗作1059篇中有341篇提及“月”;杜甫的咏月诗达100首。据统计,1995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沙灵娜女士编写的《宋遗民词选注》一书共收入29位南宋遗民词人凡201首词作,含“月”意象的词作达74首。其中“恒月”意象出现14次,“残月”意象出现6次,“满月”意象出现5次,次数较频。

  南宋遗民刘辰翁于公元1278年元宵作《永遇乐》一词,序载“予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怅石城暗浪,秦淮旧月,东去西奔。”(王奕《木兰花慢·翠微亭上醉》);“胡茄吹汉月,北语南人说。”(刘熏《菩萨蛮·故园青草依然绿》);“唯有当时皓月,依然挂、杨柳青枝。”(汪元量《六州歌头·绿芜城上》)。

  追忆往昔,怀古伤今。安史之乱暴发后,李唐王朝由盛转衰,曾经的辉煌不复再现。于是,诗人们开始追忆,开始伤今。如“武帝时人今欲尽,青山空闭御墙中”(张籍《华清宫》)。

  杨贵妃“最善击磬,音声清冷又能创新,宫廷乐师无人能及。琵琶也弹得好,在梨园演奏时,音韵凄清、飘若云外,诸王、公主、贵妇争相做其琵琶弟子。”很多诗中都有写到贵妃,好像杨贵妃代表着大唐的繁荣盛世,诗人借杨贵妃来追忆过去、感伤现实。

  最早咏贵妃的诗歌,当是李白的《清平调词三章》。“禁中木芍药开,上赏之,妃子从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命李龟年持金花笺赐白,为《清平乐词》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李白笔下的杨贵妃是优雅、华贵的,与帝王在深宫后苑赏名花,作新词,夜夜欢乐,留给后人一个美好的盛唐佳话。

  此类诗歌如李商隐《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

  今何在的作品《悟空传》是全国第二届网络大赛获奖作品之一,赢得了广大网民的青睐。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无异于朝圣徒,坚定向西,“西游”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感;而《悟空传》里西游是神仙欺骗唐僧师徒的一种手段,因为神仙无法控制唐僧师徒,所以精心编织了一个谎言来毁灭他们。不论你怎么做,都是死路一条。你不服从神,不向西走,整死你;你向西走,一路上九九八十一难,都是神安排的,依然整死你。

  屈原一生等待着楚国的富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等待实现理想的路是漫长而坎坷,但生命不息,奋斗不已。

  因此中国读书人应到中流击水,正如李白一样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读书人大都壮志难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有痛苦,甚至一时的绝望,但老当益壮,穷且益坚,总相信只要等待,人生有朝一日定会光明灿烂。

  语言教育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的文化过程。王韶华在四十多年教育、教学过程中,着手于“化人”,即教书育人;又著书立说,乃谓“化文”。

  《文学形态论》是他的代表作,已经三次出版。着重于三个方面研究:其一,从作品文本入手,研究文学审美的蕴含和表达方式;其二,从创作主体出发,研究文学审美表现的个性和风格;其三,立足于欣赏者角度,研究文学审美接受的过程和效果。

  在文学理论讨论中,提出“文学形态”命题,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与表现形式方面,揭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提出“文学言语生命嬗变”的命题,探讨文学推衍变化中个人言说、“对话”的“语言艺术”,认知文学发展的基点和原动力是言语生命力;提出“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题,分析文学流派、类型及艺术特色,以求得当代文学范式可能性的途径;提出“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的命题,在当代文化诗学背景下,激发自我智慧与创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性效应”的阐释过程与理论框架。

  《文化智慧论》集中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学”入手,探讨文化精神,在文化自觉意识的理论探析中,着重从真、善、美三个角度予以解读和诠释;二是以“文化社会学”着眼,揭示“文化智慧”主旨,探讨知与行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文化自觉找到了实现的路径;三是以“地方文化”立足,分析归纳其文化成果,建构“鲁西文化学”。

  借鉴中国“诗教”“成人”传统和西方“博雅教育”理念,试图通过人文通识教育,打造更广泛的文化与审美结合一起的“诗意”学习空间,能够“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识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帕卡德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自主性以及优秀人格,成为“完整的人”。

  白居易的《池上》轻轻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袁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姚合《闲居晚夏》即是特例:“闲后无事忧,旧病亦多痊。选字诗中老,看山屋外眠。片云侵落日,繁叶咽呜蝉。对此心还乐,谁知乏酒钱。”可以感知到的是,诗人的心情乃是一波三折:闲、乐、忧。

  后记:笛卡尔的名句令热雨颇为思虑,有感而特撰此文,以期大家教正之。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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