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语村言--我,外婆及诗（4）

贾语村言16：我的月夜故事

月夜故事，实际要说的是夜的故事，也就是我儿时的乡村夜生活吧。在当时农村的记忆中，夜是最自由最美好的时光，夜是昼的补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日出而作是生活的艰辛，日落而归是人生的享乐，应该说对于原始的山村生活来说，人们追求的是夜的甜蜜而不是昼辛苦。

对于我来说，山村的夜就是：讲故事，追月亮，捉迷藏，闹新房，听说书，串门，进而还有看电影，看唱戏和听说书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每一项都有我独特的感受和认识，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回忆它们就是我对人生的重新认识和对幸福的再次分配体验。

山村的夜是自由的夜，尤其是每月的中旬，明月一轮悬挂在山村的上空，山村的街道被月光洗得刷白而敞亮，于是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们便相约而行，出现在大街的街角路旁，最初的活动就是聊天逗乐，家长理短，有些听来的幽默笑话，神鬼传说，无论合不合逻辑，有没有根据，无论真假，无论优劣，说到的再传出去，传来的就当真的，传来传去，一切都当真地去信去乐去认真。

那时的我为了哗众取宠就尽力地记住听来的闲话故事，然后就复制重述，最终我也就成了小伙伴们的故事中心，当然当时我们把所有的故事都叫瞎话儿，所以也不必当真。每到月夜就三五人挤坐在门外街上某一墙角，滔滔不绝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瞎话儿。

烦了，累了，改变一种方式，那就是边走边说，抬头看着月亮，撵着月亮，盯着月亮，赶着月亮，就那么从西往东一直走过去。最远的一次，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告诉小伙伴们一直往东走能走到我妈妈住的地方，大家都很兴奋，真的一样，出了东寨门，走过寨壕，打麦场，走到临村，即孟村，的村口。现在想来，那走过的距离也不过三几百米，可是那却满足了自己以及小伙伴们的愿望和理想。似乎我们真的走到了月亮照耀下的另一个有着我妈妈的城市的地方。那一夜，我一定特别高兴，特别自豪，像真的一样。我们真的相信，没有骗我们，月亮绝不会把我们领到错误的地方，因为她那么大，那么亮。

只要有月亮，山村的夜就是我们的天堂，我们可以有无数的计划外项目，一人提议，众人响应，一轰而上，无论多么无聊的活动也会变得无限快乐。譬如捉迷藏吧，家家户户的院子内外，只要有阴影的角落，只要能掩藏住我们的身体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心中最安全最可信的藏身之处。那么大的村庄，那么多的院落，稍一躲藏就难以找出，可是做为我们小小的年纪，当时没有太多的心机，走不到太黑太远的地方，所以找寻起来并不困难，所以便不停地有结果，有输方和赢方。我最最得意的一种藏身方法就是绕出伙伴的视线，并不藏身，而是悄悄回到家中，躺到床上。这样伙伴们永远也找不到我，我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胜利者是赢家。一觉醒来的第二天，没人再提起昨夜的迷藏，没人再询问我昨天的藏身之处，我自然也不知道昨晚其它伙伴找我的困难与失望。这一方法我多次使用，从来没有被拆穿过，揭露过，当然我的自豪和自足也就没有新的异样了。

另一个月夜或无月之夜的活动则是闹新房，村子里无论哪家有了婚庆，我们总要在晚上前往那里去闹新媳妇或看新媳妇，我小小的年纪，总缩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所谓闹，主要是听，听逗乐的话，下流的话，听成人们讲一些有边无边的趣言趣语，有能听懂的，有猜测后似乎明白的，有不懂的，而后又会把听到的重复给其他小伙伴们，大家一起讨论探究，消除疑惑，解答疑问。

站在新房的门口，甚至是桌边床头，拟或是站在院子里，窗下，耳朵伸得长长地，尽量去扑捉任何一点信息，完善自己的信息系统和心理空间。因为年纪小，成人们根本不顾忌和注意我的存在，所以他们的聊天的挑逗，他们的房话和私语都会收录到我的耳框之中，成为我成长和开窍的钥匙或工具。

记得有一次在新房中，几个婚龄已近的姑娘很诧异地谈到新娘的年龄只有18岁时，表现出很大的惊异和羡慕，这就使我一直不解，为什么18岁就不算大呢，为什么她们那么地惊异和羡慕呢？记得人们在新房的被子里找寻大枣、核桃和花生时的兴奋，并听着人们牵强地解释，这开切使我也会想入非非地设想：这些软的硬的物品，还有筷子，会给同房的新娘新郞带来什么麻烦呢？

大批的人们拥入新房，年轻的男人们吹熄灯或焟时的混乱与兴奋，年轻的姑娘们也在体验着自己来日的预演，这一切的疯狂有时也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总的来说，三夜之后一切都会冷淡下来，新的变为旧的，静的变为动的，贤的变为野的。闹新房是对人生开端的祝贺，是对天真幼稚的那段人生的纪念与总结吧。

山村的夜晚也会有一些另类的新鲜，那就是有外来的曲艺演唱者的表演时。不知那时的表演者都来自何方，谁人出资。总之，隔那么一段时间，总会有三两人组成的表演团队到村中演出，于是了夜晚，就会在街上某处较开阔地支起一张桌子，由表演者演唱起来。我们往往把这类演出统统归类为说书的。

每当说书的出现在小村中时，我就非常积极和兴奋，吃过晚饭就早早地出现在现场，有时拾块砖头或石头垒在一起做为凳子，有时则干脆就蹲坐在说书人的面前，甚至还曾经钻到说书人面前的桌子下面。

一般情况下，说书人的表演方式往往都是说说唱唱，重复的内容很多，尤其是重要的情节，所以一晚上听下来我几乎就可以重述说书人所讲的故事的大部分内容。说书人在一个村子最多也不过讲个两三晚上，故而我听到的总是遗憾的半截故事。我没有到外村听过，因为年龄小的缘故吧。故而每一次听完故事我都会郁闷和惦念很长时间，故事的主人公，故事的情节，甚至讲故事的说书人，还过对说书人的形象我倒是没有注意过，只知道男多女少而已。这是因为每一次都蹲坐在地上听懂，在晃晃忽忽的灯影里，注意力只集中在故事的紧张情节上了。

这下看电影看戏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看电影时主要是看人物形象，虽然只能分清美国人和中国人，到了城里时才知道城里的孩子们所能分清的是好人与坏人。非常简单的结果也预设在心幕中，最终结果一定是美国人即坏人失败，中国人即好人胜利。

对于看戏，村里自己演出的戏较多，而从外面来的正规演出较少。最初外婆带我去看戏，只记得是以去看花媳妇儿为诱饵，而花媳妇儿也是由男子扮演。记得最牢的则是，花媳妇儿手心上那恶心人的红颜色，一想到就令人呕吐。不过也有正规的县剧团演出，机会极少极少，所以印象极深极深。一批男女青年到了村里，就住在学校教室中，白天排练晚上演出，甚是喜气和活跃。

好像那是一个暑假的样子，我每天白日里抱着表妹到学校看排练，晚上则看演出。所谓看并不像听书时那么专注，只是看个开场闭场而已，中间则是在戏台周围跑来跑去地热闹打逗。似乎那个剧团在村里停留了很长时间，至少有一周吧。印象中有两个小女孩，分别为六七岁和十一二岁的样子，每天白日里两人在台上或台下练习舞蹈或称表演唱：飒爽英姿五尺枪。她俩手里各端着一支木制步枪的道具，表演得非常认真，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时不时地有成年人过来看几眼说几句，然后走开，而我则蹲坐在地上认真地观看，揣摩，将每句台词每个动作都牢记在心里，回到家里也找一支木棍或树枝，以之为枪，在家中院里比划模仿，自我感觉特棒。

直到有一天早上，我按时抱着妹妹出现在校园里时，突然发现校园戏台上空荡荡的静悄悄的，只剩下一院子的石头和砖块，即夜晚人们看戏时留下的凳子。我心中的失落感顿时升腾起来，如同身陷无底深渊，昨日的美景，昨日的快乐，蓦然间一扫而空，那飒爽的歌声，那优雅且有力的动感形象，那仙女般的小姑娘，甚至走出来指导监督表演的男人或女人，如同电影屏幕从空中忽地一下子掉落到了地上，一切的影像生活嘎然而止，一场美梦在不该醒来时就忽然醒来了，那种忧怨，那种悔恨，那种生不如死的烦恼沮丧......不知我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的，有可能就是绕着戏台慢慢地走着，台上台下地踱着，甚至扒着窗台看一看他们住过的教室，从门缝中闻嗅着那一丝丝的信息，再想像回咀一下几日来的情景，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慢慢地再次回归到现实来，只有怏怏不乐地走回家中。那根练习的小棍还在，那首百唱不厌的歌还会，但不想再唱不想再舞，一切成了一段永生的回忆：那个剧团，那两个小演员。

当然多数时间里，晚上我还会去串门家访，这样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所谓家访也就是去到别人的家中，站到人家的院子里，在人家的灯影里，悄悄地听成年人聊天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各异，是我获得各样知识的源泉。而这些家庭的选择则都是一些来了客人的家庭或来了外面的人的人家，甚至是来了工作队，住队干部，当兵探家的，修渠的等等的人家。

记得有一个飞行员探家时，晚上院里汇集了很多人，有时甚至根本看不清听不清人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会站在灯影下一直站到所有的人散尽了才离开。有时去得有点早，人家还没有吃过晚饭，我也会在院里或门口等着，一直等到有聊天者到来。还有一次，有一人住队干部，一家几口人，在村里可能住了半年的样子。记得姓宋，女儿和我一班，叫规划的，奇怪的名字，每晚就会有人集中在他家中聊天，我当然也是常客。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注意过，在黑影中，在墙角处，总有那么一个瘦弱的小孩，渴望地聆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只收着他们撒播的每一星一点的信息，那就是我。几十年过去了，那一幕仍然在我眼前闪过，谢谢那样的山村之夜，感谢他们没有在意我的存在，因而会畅所欲言。在他们的经历和故事，经验和体识中我学到了很多，从而也造就了我的好学多识的灵魂，开发了我的智力，充实了我的头脑。

山村的夜，有月亮在，有人情在，有寂静也有喧闹，我在山村月夜中成长，我自豪，我的童年是那样的。2014.2.5 海口   2014.6.30韶关

贾语村言17：我的自卑童年

自卑是自我造成的，因为它只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自信的人会为一切而自信，自卑的人会为一切而自卑，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天性的展示。

是的，我有很多可以引以为荣的自豪，主要就是有着城里工作的父母，“爸爸是书记妈妈是会计”便是我与人不同的地方；再加上我上学早，给人的印象是聪明，我先人一步读书给人印象是学习好。虽如此那丝深藏内心的自卑却也是强烈的。

首先是我的身份，然后是我的体型或身体，第三是我的家境。在身份上我是寄養在外婆家的一个孩子，虽父母一再否认我是送人，舅舅也否认，但他们的否认不能捂住村里人的嘴和眼，不能改变村里四邻街坊乡里乡亲的看法。在农村人的眼里，送人的孩子和倒插门的女婿等身份都属于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就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就会被人歧视，也就是被看不起，“被送人的孩子”好象永远是你的短处一样捏在别人的手中。我知道什么是什么，我知道一般人对周围事物的评判标准，我就是用他们的标准来看世界的，所以我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份的轻重，在这点上我就有一定的自卑感，尤其是后来外婆家有了自己的孙辈后，更是如此。

在南街就有一个叫老虎的男孩，也是被送到舅家的，是明明白白的送人，与我的当然有差异，但是我却就觉得自己与他有一样的遭遇。有一天在操场上列队时，我无意间发现他的右手背上有一色痣，于是我就在我的右手上寻找，终于也在右手无名指根上找到了，针尖一样小，黑色很明显。从那天起我就相信了这是命，同样的命，同样的送人命。于是在人多的场合，我就开始极力掩饰那只手上的色痣，甚至还故意弄脏它，使它与周围皮肤颜色一致起来。当然这只是幼稚的妄想，一直到现在，这颗小痣还在。实际上它与送人无关，只是我自卑的表现而已。

外婆家的东邻也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经常到他的外婆家来过假期，断断续续地每年都来吧，因为他外公外婆两口无子。我对这个男孩就特别地关切，认为自己的命运与他也有点相似，不过人家以外婆家为辅，以自家为主，而我则正好颠倒了，从来不记得回去探过家的事。

村里人都明白，舅舅与第一任妗子结婚多年无子是众所周知的事，而我被带来后入了户口分了自留地，每年分着人口粮，难道只是寄养吗，甚至后来还有了舅舅家的姓氏，怎么能让人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呢。后来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妗子难产而去世，新任妗子接替后马上就开始了生女生子的缘故。接着我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故而我的离去也是迟早的事。

对于我的身体，我自己不满意的是我的身高，在同年龄的人中属于长得慢的，体型则偏瘦，一点儿也不健壮，再加上性格偏内向，呈弱型，这就奠定了我在同伴中的地位，除此而外，还有疝气（目前看来可能是生长期的毛病，很难定论）及遗尿的毛病。当然还因为自己的长相也不帅气，这就更增加了心底的自卑感。

因为身体弱，在农活方面与别人不能相比，割草总是有割不多，扛物总是扛不动，于是一说割草就怵，一想到割草就无地自容。同样的年龄同样的个头，为什么我总是割不满自己的草筐呢。割得最多的一次也只是在外婆利用干活间隙的帮助下用手给我拔满了一筐，可能是16斤的样子，唯一的一次，那是离开村子前的第二次割草，我记得特别牢靠。

还有一次，我们一群男孩在西寨门外的章欣家玩，他的姐姐当次刚离婚在家，没有出门干活，她突然让我们几个一字儿站好，说是要看看我们几个谁最帅气（当时是说谁最漂亮）。我屏着呼吸等待结果，最后她一个个地挑选，却最终没有把我挑出来。那一次对我的打击也是终生的，因为我认为人家结婚了离婚了，一定是最懂行的。

当郭村来了一个学生后，别人同学都说那个学生长得很像我，于是我便偷偷地看了他好几次。俨然我对他的长相十分不满意，因此我一直想：他一定不像我的，我怎么会那个样子呢。

我所说的自卑家境是指外婆家的家境，当然家庭成分是其主要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婆家的院内外就贴满了大字报，但通篇只有一句话：捣鸡毛XXX 或者XXX捣鸡毛。当时我也不在意，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管自己看热闹，自顾自地跑来跑去，可是当我无意中将手中挥舞的树枝打到了大字报上，打破了门帘似的垂在大门口的那张时，厄运就马上降临了。学校召开批判会，让我站在台上检查认罪。我当时可能有七八岁的样子，所能做的只是哭泣，无援无奈的哭泣。

这是直接的自卑，或说是对我的自信的沉重打击。而间接的自卑则是无休止的陪外婆参加各类批判会或学习会。外婆不是被批判的对象，但总是“陪站”的对象，而我则是陪外婆的对象。当然，批判会时我一般站在旁边或台下，但学习会时我却总是坐在外婆的身边或身后，或者是会前我陪她蹲在台下某个角落里。总之，我总是与坏分子们在一起。既使是平时，外婆的臂上或背上也总会挂有写着自己名字和地主分子的白布条，而我也总和她走在一起。外婆家大门上贴有地主分子的字样，我也总出入于那个门洞。在地主分子被体罚的劳动活动中，如扫街，栽树，挖土等，我也总是现场陪着参与。这一切使得我的自卑心与日俱增，彻彻底底把自己按压到了社会的最低层。

做为一般的农村干部，又是年轻人，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各种能力能有多大多宽呢，这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每次的坏分子批判或学习会上，他们都要训话，都要批判，其内容会有什么新颖呢，会有什么内涵呢，会有什么逻辑性呢，只不过有些“力度”罢啦。这“力度”就表现在声量上，脏话狠话的使用上，实在词穷时就表现在“打人”的动作上。他们的对手只是一群坏分子或可称为老人，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使用污辱性的言词来损来贬，因为这些老人没有能力，主要是没有权力来反击。老人们就像是一堆有生命的木头人，而我就在这群木头人中，虽然年龄很小，但却总是在悄悄地想像着：我们不是人吗，我们到底是什么？

自卑的童年随着离开贾村而离去，我没有领唱过一次歌，没有吆喝过一次队，我甚至没有当过一次优秀或先进，我连少先队和红小兵也没有当过，没有被发过红领巾和红袖章。在最低层，我奴隶样地生活着，我曾经意识到过这些，我不甘，所以我痛苦。2014.1.17海口   2014.6.24韶关

贾语村言18：重回贾村

所谓“重回”指的是又一次回到了贾村，这样的情况当然有很多次，并且每回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但对我来说，最明显最深刻的那次感受却是回到县城一年后的再次返回，并且那次的返回变成了另一次的农村生活的回归，这次回归一下子就又持续了四五年。也就是说，在我16岁前的15年中，除了11岁的那年在县城度过外，另外的十几年时间里，我是没有离开外婆和她的村子的。

第一次，那年，我为什么要离开外婆，我已经没有记忆，只知道是父亲亲自来领我走的。那时我已经十一岁，户口什么的没有提起，只是有那么一个转学证是贾村小学给开出来的，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鉴定的最后一句，即有关我的缺点和不足：有温情主义思想。我一直也不明白这句话的具体意思是什么，就如同村中有一个成年人评价我时曾说过的一句话：这孩子长大后也是个假官才儿。什么是假官才儿，我一直也不明白，是褒是贬，很难断定。生活中总会有这样的疑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让你具体地明白的。

几十年后，我才听父亲说出了领我离开外婆家的缘由：你后妗子时门（结婚）后，尤其是生了孩子后，家里人对你不好了，要赶你走，总说“回你家去”，于是我就去把你领了回来。

我当时与妗子的确总有矛盾，她的确很不喜欢我，可能我当时正处于少年反抗期吧。这样的情况让外婆夹在中间，很是为难。一边是儿媳，她不敢惹，也惹不起；一边又是她一手养大的外孙，不想批评。于是她总是劝我哄我安慰我：你比她娘儿们谁都来得早，你也是这家的人，谁也撵不走你。

现在想来，一定是村里的人也都发现了妗子的行为，看在眼里，说在口里，闲话传到了鸣皋街奶奶那儿。因为南寨门内就有鸣皋街嫁来的姑娘，并且她娘家就在鸣皋街北头奶奶家的附近。当然，妗子很直率，没脑子，直来直去的，也不想也不会掩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我第一次离开外婆时，是父亲带我走的，而第二次的离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是四年之后的另一次，是我的走投无路。那年初中毕业，高中无望，只有乞求离开贾村，再度去到父母身边。记得是南寨门外的一个老人要到渑池山后的某处做什么，于是就顺便把也捎带到渑池了。那是七零年的事，应该是秋季，当时正好是三哥参军的时候。记得还在邮电局大门口的街上看到了送军人的汽车，还排摄了全家送三哥当兵的合影照片，甚至还看到了母亲送行是的落泪。也就是说，当时我应该已经在贾村失学了一年的时间。那时全国所有学校的入学及毕业时间应该都在寒假即春节之后吧，那么我在贾村的毕业时间就该是1970年春季，而到渑池重新上学的时间应为1971年的春季。

当时在贾村毕业后，地主成分家庭中的孩子是不可能上高中的，再说即便是贫农成分家庭的孩子要到当时的公社中学上高中也是极少数的，当时我们那一批中就没有一个上高中的，只有一个当时属于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的女生，姓孙的，还到外村去宣讲过先进事迹的，最后也只是进了一所卫校，不知是中专还是技校性质。当时舅舅也是想过办法，只是妄想的，说我的家庭是贫农成分的，可以到鸣皋街跟着伯父上高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第一次离开外婆家村子时可能是1967或68年的样子，那时我已经进入了自卑期，在村中在家中的地位身份很发生了变化，所以当时的离开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逃离或解脱。到了县城后，虽然身上充满了乡村孩子的土味，但我一点也不自知，自我感觉良好，平等意识陡增，自豪得不得了。于是我很快就发挥出了自己的个体优势：背书。在别的同学还根本不会背诵第一篇文章时，我就背会了第二篇，接着是第三篇，明显地高人一等，极其突出。我的背功不但迅速得到了全班的认可，继而还得到了全年级，然后是多年级的认可，我不敢说得到了全校的认可，但的确有高年级的同学拉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什么什么战斗队，代表他们的组织背诵老三篇。我拖着他们所不习惯的乡音，大大方方地站在会场前，没有紧张，只有快乐，听众中不时地传出哄笑声，我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因此而更加亢奋。他们因为我的音调而娱乐，我因为他们的娱乐而自豪。

但这样的情况也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停课闹革命，小学生也参加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于是我就跟着大点的学生开始高兴地参加各种自己也不明白的活动：看大字报，看批斗会，看宣传队表演。接着是父亲在单位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他小心奕奕地，担惊受怕的工作着生活着，于是对我们的各种限制也越来越多起来。

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那年家庭里组织了一次假期的探亲活动。全家人在母亲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家乡。据回忆，当时应该是有些人住在鸣皋街奶奶家，有些人随母亲住在贾村外婆家。我与两个妹妹，还有一两岁的小弟弟应该是住在外婆家的。一切都已无从忆起，时间已把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我极力搜寻出的那次探家的记忆，只有很短暂的瞬间，即离开县城前预先领着小妹到火车站口量身高的一幕，还有就是最后离开村子时又把我留下了的那一幕：

母亲带着专门从鸣皋赶来会合的那批人马，似乎还有从部队回来探家的三哥，还有住在贾村的这批，从外婆家走了出来，在外婆及舅舅等人的陪同下向村子东头的村口走去。当时的我没有随着大部队在院子里集合，因为我熟悉村里的情况，于是就自己在街上跑着玩耍。记得当时我一个人所玩的游戏是：踢格子。就是在地上画上几个方格，用单脚踢着瓦片儿一格一格地前进并记分竞赛。当大部队说说笑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妈妈笑哈哈地，似乎开玩笑地问了一句：走啦，走不走？我没有回答，只是将头一扭，继续踢我的格子。就这样，一切的热闹都散了，我孤零零地留下了。那种孤单感瞬间溢满了全身，不过也瞬间消失殆尽，因为终归这是一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它的每一块地面上都有过我的脚印和我的记忆。

外婆家的村子，我离开了一年又回来了。我一下子变化了许多，在县志的一年我天天听喇叭广播，天天看宣传演出，在自豪快乐满足的氛围中，我像海绵似地吸收着城市的信息，城市的知识。重新回到这个落后闭塞的环境中后，我的第一需求就是：炫耀与释放。

记得最深的是，我学会了那个时候的所有流行的革命歌曲，所谓所有只是我自己的感觉，也就无所不能。那么我就开始，在外婆家的那个小院中，把这些歌曲及戏曲唱段一曲曲地吆喝或发泄出来。一个人的舞台，全天下的观众，一首接一首，一遍又一遍，有时甚至还边唱边舞，表现得淋漓尽致，快乐得彻头彻尾，完全把自己沉浸在了无我无物的福海之中。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原来的班级，只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的姓由舅姓赵改为了父姓纪，别人可能不习惯，我也觉得挺别扭，但还是改了，因为已经在县城学校中用了一年的纪姓。只是老师点名时唤的还是赵俊超，这让我无法应对，只能让同学们主动地替我更正和改口适应了。

这次重回贾村的自豪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没有人太在意我的变化和改变，我还是地主家的外孙，我还得参加坏分子会议，我仍然出入地主家的家门。过去的聪明已成去日黄花，过去的天真已成为浮云往事，从此自卑继续伴着我前行，充填着我生活的经历。

几十年后，父亲一再多余地向我解释他没有放弃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心中始终压着一块沉重的顽石，为了安慰自己的心，他解释出了第一次领回我的原因，并将第二次留下的原因解释为“你坚持不回县里，就留下了。”

实际上，当时我能否自己作主暂且不说，父母当时在运动中也是自顾不暇的。不过，当听说我改姓的事后，父亲当即就非常气愤并质问母亲为何会这样。母亲笑哈哈地以“不知道”作答，于是也就掀过了这页的尴尬。

一切都如云飘过，渐远渐淡......2014.1.25海口  2014.6.26韶关

贾语村言19：我的终生憾事

据说一岁多时，由于嵩县城里有传染病流行，于是我便被外婆从县城抱回到了伊川、嵩县和宜阳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中。

一九七0年秋末，在外婆身边生活了十多年后，我穿上外婆连夜赶制的布鞋和内衣内裤，离开了小山村。离别时六十多岁的外婆挪动小脚沿着坑洼不平的乡间小道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最后她挥挥手说：去吧......

她一转身，拉着她的孙女孙子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我泪流满面。我被孤零零地抛在了荒漠之中，一望无际的田野，寂静无垠的空旷。没有外婆的陪伴和照护，我该怎么办？当我习惯于醒来先喊一声“婆”的时候，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心酸。

从那以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外婆接出来，让她享享清福，让我报答报答她的养育之恩。让她对我的陪伴变成我对她的陪伴。

一九七四年春季我走出校门，在乔岭王家寨村插队落户，自以为已经成人，已经独立，于是便与母亲商量（实际上是请示）去把我外婆接出来住住。母亲摇摇头不紧不慢地说：成份不好......住在机关里......等等再说吧。

一等便是两三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家庭处境也好了许多，我似乎也真地独立了许多。于是我在1977年的某一天突然就趁顺车回到贾村，看望外婆。本来就苍老的她显得更憔悴了，生活的艰辛使得她似乎落入绝望。我走到家门口时，看到她一下人坐在门口斜坡的地面上，浑身是灰土，伴着她的是一个嘶嘶啦啦作响的收音机，也听不清播放的是什么。听到我的喊叫声，她异常兴奋地一转身，爬到地上，双手撑着地，并顺势抓住地上的一根棍，她的拐杖。没等我来得及伸手，她就颤颤抖抖地弓着腰站了起来，并拉住了我的手：超娃，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接着她拍了拍身上的土，一手拉着我一手拄着棍就往院里引。

之后在聊天时，她还突然兴奋地说，民国那一年，咱家还种了几分的烟土，都长到该收成了，最后被人铲了，很是可惜。说着，她告诉我：烟土的花很好看的，邻居家里有一棵，咱去看看。于是不由分说她又是一手拉住我一手拄着棍，挪动步子，到了西隔墙的院子里。那家没人在家，外婆竟直走到一株植物旁，告诉我那就是大烟土，已经开花。

我没有见到过鸦片或大烟，更没有见到过它的花是什么样的。不过，这次看见，却觉得并没有想像得那么好看，只是一朵花而已。不过，那还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鸦片-罂粟花，从那以后也再没见过。

外婆给我的第一次真的很多很多。

后来外婆听说我准备接她到我插队落户的村子里住住，非常高兴，她说：好，去看看你们那地方，好！于是，我与外婆约好一个月后就回去接她。

可是，当我回到落户的村子里时，事情却发生了大的变化。高考改革的消息一波紧似一波，上面下来的高考调研组在村子里真的动作起来。这次不像是走过场，一场影响到全国知青的命运的大变革就要来临了。我们当时在一起落户下乡的知青们大部分都已经进城了，或参军或工作，总归是离开了农村。剩下的继续在村中待着的知青，真的是属于没办法的人了。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批人，所以高考对于我们这些没办法的人来说的确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为了参加高考，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只好放弃了接外婆出来的打算，全力一赴地投入到了应付高考的复习当中。

进入大学后，我时时刻刻都惦记着外婆，并打算毕业后一参加工作就把外婆接出来。

1982年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了外办部门工作，而报到上班听到的第一次谈话的内容则是：我们单位暂时没有房子，连集体宿舍也没有。你要首先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抱着一股强烈的工作热情，我愉快地接受了单位的所有现实，并一心希望单位能尽快解决住房问题，接来我的外婆。

接着是，当听说我要结婚时，外婆还把自己亲自纺织的粗布彩格床单做为贺礼送给了我。这是我的唯一的一份保存至今的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亲情的贺礼。

日月流转得不可思议，梦想一日日地淡化了又浓显，显现了又消失。一切的一切总会找到合适的道理。

1983年女儿出生时，外婆也总算被她的女儿我的母亲接到了机关的院子里。女儿满月后，在我们在为到处找不到合适的媬姆而发愁时，近八十岁的外婆也显得又着急又惋惜：要是我能去帮你些忙就好了，那就不用你们这么犯愁了。

我真的很是感动。即使可能，我也不会再去继续剥削她老人家，让我的心灵再压上更重的惭愧与不安。我已经欠她的太多太多了。

到了1989年，我终于满意地分到了一套住房，按排好了一切，我兴奋极了。这一下可好了，无论外婆年纪多大，我也要把她接来住一住的。

就在此时，我却接到了外婆病重的消息。安排了手头的工作，慌忙赶到时，外婆已经十几天吃不下饭了，每天只是要求喝几口门外水井里打上来的“冰吧凉水”，连眼也不睁一下。我俯身在她的床边叫了几声，外婆却突然睁开了眼睛，张了张嘴，唯一的一颗牙齿似乎还动了动，断断续续地哈出了几个字：孩子......没......回来......随着我“没有”的回答，我似乎看到她的眼泪滚落到了枕头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把女儿带回来呢？！

她养大了我，并幸福地看到了我的女儿的出生，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我女儿的成长。

没过多久，外婆就匆匆地去了，她带着没有看到她的外孙的孩子的遗憾去了，而我却永远永远地背负上了多重“遗憾”的重债。

人的一生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遗憾，但我对外婆的遗憾却是无可比拟的，它将使我终生笼罩在一种忧郁与悔恨之中，不能自拔。1990.9.23夜22:15

贾语村言20：我的算盘及其它

提起算盘就会联想起许多类似的故事。

那时学校中有珠算课，对其要求很严，很重视，应属于必修课之类。那时舅舅家中没有算盘，也没有准备购买的意思，于是只能借着用。像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算盘，就连桌子凳子也是一样的，家中没有，但学校却必需，于是就拖着不办，就先借别人的桌边趁着上课，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临时制作了一条板凳，这样就可以与有桌的同学合作了。上学的墨盒的问题也是这样，趁别人的用，不是用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性的，也没有打算购买，到最后也还是将就应付着，一年又一年地如此这般地过着。

而最典型的则是，侧对门西边有一家，属于贫农，人家没有学生却有算盘，于是就一次次地去借用，并且往往是晚上在家中用，不让带到学校去，不知为什么。所以在学校上课时我就只有瞪着眼看，或者看别人在练习，时而也插手实践一下，好像对那些三下五去二之类的口诀没有任何感情，甚至也没有理性的认识。只有到了晚上，在外婆纺花车旁的油灯下，才会由舅舅手把手地教我珠算即算盘。他把算盘端在手上，低头塌腰，向前探着，认认真真地让我实践那些口诀。我有时也会接过算盘放在地上，用食指小心奕奕地拨动珠子。外婆坐在旁边，一圈圈地转着纺花车，一上一下地绕着手臂。就在这样的和谐气氛中，三口人在进行着知识的传递。最终我的算盘技巧没有学好，对口诀对九九非常陌生，虽然之后进行了弥补，那也是珠算课后多少年的事了。（也可能是到了县城父母家中时，自己才给自己补了课。那已经是落后得不得了啦。）

当然还有一样学习必需品是我所一直没有的，那就是新华字典。虽然小学时我对识字很感兴趣，往往为自己能认识别人不认识的字而自豪，但那些字也只是舅舅教给我的。（现在想来，有些字的读音形态笔划什么的，从一开始就是误认误读，一生中都没有纠正过来）因为爱字，所以爱学，所以便想要一本字典，只是到了十五六岁时，也就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时，才向母亲提出了这个要求，于是母亲就给准备了一本字典，这本字典就一直伴随着我。即使出国工作时，也带在身旁，并在无聊的工作间隙里，以抄字典为乐趣。

再一个是学费的事。在农村上学一般不交学费的，因为学校有自己的庄稼地，但到了初中阶段就必须交那么几块钱，似乎是一年或一学期2-3快吧。但这2-3块的学费却是我的尴尬和难堪。每次开学总不能按时上交，于是就由舅舅或外婆出面到学校讨个人情，拖欠一段时间，但收费的人是不会因为拖欠就忘记的，于是很快就又到了催交的日期。

我去到学校，遇到催交，不让上课，于是就在教室或学校外边无奈地徘徊，低着头踢着路上的石头，慢腾腾地往家挪动，走走停停，能拖一分就拖一分，能拖一秒就是一秒。到了家中，家人都去地干活了，于是就很高兴，因为自己终于有了真实的借口，于是又可坐在教室中，忘却那钱的烦恼。到了下午，重去上课，照样不交，第二天，一切重复，一直到舅舅出现在学校，这样就可再拖欠三五天的时间。

记得最后一次的学费好像是5元左右，于是就开始想办法寻找资源，当时大哥刚刚参加工作，到了偃师县化肥厂，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求要，大哥就给寄来了五元，当时大哥是刚入职的学徒工，一月的工资仅仅有20元左右，生活费用要用到10多元吧，所以说，五元对他来说也是很不小的一个数量了，但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这一幕，我一直记在心中，每当想起，就感慨万分。

不容易的童年，一切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听起来都是不可信的笑谈，可这都是真实的写照。我经历了，我相信它，我回忆它，我为这些经历而感叹。想一想，忆一忆，只是对自己过去的复习，不希冀什么，只是说说......

2014.2.6 海口